著名学者安教授克隆了一个自己，他的女儿因为恋父情结爱上了克隆人，而克隆人因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在重复安教授而绝望，他想杀死安教授以认同自己的存在，但安教授破译了他的密码……这是《科学大观园》最近的一篇科幻小说，情节曲折而不怪异，涉及了生物伦理学和纯粹哲学关于人的思考。
随着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科幻小说从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进入了广大读者的视野，但“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中国科幻的现状并不理想。
据新闻出版署有关统计表明，现在全国科学文艺期刊只有8种，其中专门的科幻杂志只有一种，即四川的《科幻世界》，而美国的科学文艺期刊有126种，专门发表科幻小说的有近30种。虽然《科幻世界》因为刚好在高考前一周刊登了关于记忆移植的科幻小说而名噪一时，虽然它号称发行近30万份，是目前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个数字也并不骄人。多少有示范作用的北京市科技委员会下属的《科技潮》一直争取发少量科学文艺作品以示提倡，并举办过有关征文，但总有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图书出版方面也不乐观，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出版各类科普图书2万多种，其中科幻作品不到10％，当然其中不乏佳作，远的如郑文光、叶永烈、顾均正等的作品，近的有吴岩的《生死第六天》，张之路的《霹雳贝贝》，王晋康的《三色世界》，于向昀的《无法确定》，张茂华的《星际有约》，以及凌晨、星河、韩建国的作品。新华出版社1997年就出版了《科幻世界佳作系列（第一辑）》，反映很好，最近江苏少儿出版社正在推出《中华当代科幻小说丛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老科学家加入了科幻小说的创作行列，如潘家铮的科幻小说集《一千年前的谋杀案》受到了广泛好评，近期潘家铮又在《科技潮》上发表了《爷爷的选择》。此外，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科幻译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孙建和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庄志霞合作翻译的星新一的《魔幻星》，星新一的小说都披了科幻的外衣，反映的还是人性，如写一个人早起，被现代机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起床、沐浴、早餐、上车，自动驾驶的汽车开到单位后，同事发现他心脏病发作，昨晚就死了。写的是现代科技对人性的侵蚀。目前孙建和正和同事加紧工作，打算年底推出星新一作品集一套六本。
好在自从今年高考之后，科幻的命运便渐入佳境。一大批科幻译作正在运作中；很多科幻小说作者也反映采访和约稿的多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科幻书店“奇点文化服务中心”门市部近日诞生；黑龙江的《中国科幻报》计划于9月创刊；四川、湖南、北京等地大学纷纷成立了科幻迷协会……人们都记起了原中国科委主任宋健说的一句话：一个国家科幻小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科技水平。
我们都知道嫁接和人体器官移植的关键是尽量消除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对于科幻小说这种完全外来的小说形式在中国的步履维艰，高士其曾形象地比喻为“强烈的免疫系统排斥反应”。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就引进了科幻小说，鲁迅1903年就曾翻译过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今译为《从地球到月球》），但毋庸讳言，中国的科幻小说至今还处在起步阶段，而且在其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种种障碍。那么，中国科幻小说为什么迟迟不能进入繁华花季呢？
首先，大环境不利。科学普及工作做得不够，国民整体科学素养不高，直接影响了科幻小说的繁荣。北京101中学高二学生王孟华见到高考作文题的第二天就去了西单图书大厦，这是他第一次看科幻小说，“绝对想象不到，简直棒极了。”可他在此之前甚至没有“世上有科幻小说”这个意识。他爸爸———某出版社文字编辑———亦然，看报一到科技版就跳过，因为认为看不懂。这可能是多数国人的“共识”。一次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人知道的科学名词数量几乎排在世界最末，无外乎克隆、二恶英、臭氧之类。普通人几乎从不了解也不关心科学发展动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科幻几乎是毫无疑义地被打入冷宫，虽然好的科幻小说的阅读快感绝不在武侠言情和侦破小说之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对科学和与科学有关的一切敬而远之。
其次，因为不被重视，市场开发不够，科幻小说发表阵地小，科幻类书刊大多不赚钱（少数“经典作品”如凡尔纳的例外），稿费也低，有的科技类报纸千字才8元，只抵得学术论文的转载费标准，这无疑打击了多数作者的积极性。凌晨就说，他们搞科幻，纯粹是凭的个人兴趣和信仰，要不谁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科幻市场，他们的科幻已是集影视、书刊、光碟、玩具、游戏、娱乐、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庞大产业。我们顺口就能数出《阿波罗13号》、《星球大战》、《天地大碰撞》等一长串美国科幻电影名，而我们国产的科幻电影迄今只有两部：《珊瑚岛上的死光》和最近的《霹雳贝贝》。
再次，创作队伍还在形成中。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专门的科幻作家。潘家铮是科学家；吴岩是北师大管理学院副教授；凌晨是中学教师，她说如果当职业科幻作家，早就饿死了。二是他们的写作还不够成熟。科幻作者金涛就承认，虽然他们大多学历较高，平时注意接触前沿科学，在文学形式上也重视创新，但毕竟生活阅历不够，文字不免肤浅。《霹雳贝贝》的导演翁路明不客气地批评当今的科幻创作跟在外国后面邯郸学步，不够新，人情味也不够，几乎没有他感兴趣的佳构。
苏童说，科幻小说之难，在于既要有科学功底，又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没有前者，就只是《西游记》式的腾云驾雾、七十二变。《科幻世界》编辑部里有小说家阿来、诗人谭楷，但他们都不敢轻言科幻，是自觉功底不足，怕说外行话。苏童也觉得现在一般的作家完全不可能涉足科幻。而没有后者，就是枯燥的科学论文了。华罗庚曾感慨：“深入固然不易，浅出更是困难。”有人就批评吴岩的近作《生死第六天》中充满了VR技术、超弦理论、虫洞传输等高新尖技术，有卖弄科学、“食科不化”之嫌。在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科幻呼唤相应的“边缘人”、“两栖人”产生。
最后，关于科幻，还有很多观念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和澄清，这也妨碍了科幻的进一步发展。比如“科”与“幻”的关系，有的认为应重“科”，强调科学依据和行文的严谨周密，追求像凡尔纳的小说那样成为未来科学的预言；有的则重“幻”，强调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认为只要有一点科学苗头作引子，就可以充分驰骋想象力。两种观点各有利弊，争执不休。又比如“雅”和“俗”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等一样属于通俗读物，所以在写作中往往只强调情节离奇，行文流畅，但近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一股对科技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反思思潮，使得美国当代科幻小说越来越具有严肃的哲理内涵，于是有些科幻作家不再乐于被称为畅销书作家，甚至拒绝上排行榜，这引起了科幻小说地位和社会价值的广泛讨论。但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在中国还只是萌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我还记得小时候美国科幻电影《超人》红极一时的时候，家里人看了后说，真好看，飞来飞去地跟孙悟空似的。但孙悟空和三头六臂的哪吒毕竟只是幻想，其产生是源于我们的先人不了解大自然的奥秘，敬畏而向往。科幻却正好相反，它源于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谨慎但自信。当我们每天下地铁去上班时，是否还记得《封神榜》里那个能遁地的土行孙？我们的时代，该是地铁和超人的时代，不是土行孙和孙悟空的时代。我想在文末再重复一次宋健的那句话：一个国家科幻小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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